2026年5月22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承办，深圳出版集团执行的邀请来自行业、学界的专业人士，采用主题演讲、青年代表发言、专题对谈等形式，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当“融合”成为传统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推动力时，我们应该如何通过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的创新来迎接这场新的内容革命？

　　如果说早期的融合出版更多聚焦在产品形态的差异化——纸书转电子书、有声书、数据库，出版机构拉起两三个人、外包一个技术团队就能干起来，那么今天的融合出版，已经走到了从产品创新到产业变革的关口，不再是简单的产品形态调整，而是需要对组织架构、产业思维、内容生态进行更高层面的重塑。尤其是在过去两年，人工智能的发展几乎让所有行业的发展节奏提速。变则通，不变则死。融合出版业不再只是为传统出版锦上添花，而是成为出版产业在全新的内容消费时代转型变革的必然趋势和方向。

　　这场论坛的举办，恰是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上，为行业提供了一次系统性思考的机会。

　　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党委书记、社长孙强在当天上午的主题演讲中分享了一个细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教社的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是“各自为战、分头推进”的——编辑部门干编辑的活，技术部门干技术的活，大家各说各话，很难真正协同。

　　这种“两张皮”的现象，在出版行业很常见。过去，很多出版社的融合业务之所以进展缓慢，根本原因不在于技术落后或资金不足，而在于内部的组织惯性。传统出版机构长期形成的部门壁垒、考核方式、工作流程，都是按照做书的逻辑设计的。一旦需要既做书又做服务时，这套体系就失灵了。

　　人教社由此清楚地意识到，深度融合不是把两个部门放在一起办公就能实现的。真正的融合，需要从组织结构入手，打破人们心中的那堵墙。

　　为此，人教社做了一系列动作。他们成立了融合发展领导小组，设立了融合发展办公室，在人教研究院下设融合发展研究中心，初步形成了“编研一体、管研结合”的格局。2023年，人教社启动了电子音像出版社与数字公司的合并重组，成立了人教音数公司。他们制定了“人员机构整合、业务板块重构、纸数一体发展”的三步走方案。目前，机构、人员、薪酬的整合已经全面完成，产品生态重构和管理体系优化也基本实现。重组后的人教音数公司，初步显现了“1+12”的聚合效应。人教社的“三步走”方案之所以能落地，关键在于顶层设计的决心和系统推进的耐心。

　　在过去从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融合出版转型的过程中，有不少出版社采取了“渐进式”策略——先搞一个小部门试点，成功了再推广。这种策略看似稳妥，实则容易让融合被边缘化。只有当传统业务的核心部门真正参与到融合中来，融合才可能从“盆景”变成“风景”。

　　孙强说，改革的目的是要让纸质教材与数字资源实现一体规划、同步开发、精准适配。以人教版第十二套义务教育教材的立体化建设为抓手，人教社建立了“产品、内容、技术”深度绑定的协作机制，让学科编辑室的内容研发优势和音数公司的产品技术优势真正结合起来。在人才队伍建设上，人教社也打破了引才的“条条框框”，把人工智能等方面的人才引进作为重点。近五年，人教社招聘的应届毕业生全部是硕士以上学历，其中博士占比达到20%；对新员工实行三年“导师制”，对中青年骨干实施差异化分类培养。这些做法的背后，是一个简单却深刻的判断：融合出版不是靠几个人、几个部门就能推动的，它需要整个组织的转型。

　　在青年代表发言环节，接力出版社副总编辑刘蓉慧也以实践经验印证了这个判断。2019年，她策划出版了一套人工智能教材，配套开发课程和教具，建成人工智能体验馆，打造沉浸式、智能化的文旅融合体验场景，还以技术赋能的方式打造了人工智能教育虚拟仿真平台AI教室。从一本书出发，逐步形成一个涵盖教材、教具、课程、平台、评测、研学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人生就是博官方平台全栈生态。刘蓉慧说，这背后需要“前瞻性、场景化、创新性”的理念引领，要基于出版规律、市场调研、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趋势的综合判断，不断丰富产品形态，拓展应用场景，打造具备独特资源和技术亮点的创新产品，出版社才能赢得市场。

　　正如在专题对谈环节，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编委、期刊运营中心主任、《中国出版》执行主编李淼所言，“内部机制的障碍是一堵看不见的墙”。但深度融合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内部机制的创新是底座和引擎。

　　暨南大学出版研究院执行院长支庭荣同样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还提出了两种机制创新的思路：一是“小马拉大车”——用新业务、特区、孵化器撬动传统板块；二是“大马拉小车”——集中力量做高精尖项目，树立护城河。他表示，“出版融合发展的重心是发展，融合是路径、方式、载体。”

　　北京大学王选计算机研究所研究员赵东岩在主题演讲中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他认为，人工智能时代正在催生一种新的出版形态——智能出版，包括两个方向：一是“出版大模型”，即用大模型技术为出版全流程提供智能工具；二是“大模型出版”，即把大模型本身作为一种新的出版媒介。赵东岩解释说，未来的出版物可以直接通过大模型传播给读者。读者不再需要翻阅纸质书或打开电子书，而是可以直接向大模型提问，大模型基于正规出版物内容给出精准回答。这种交互方式更加自然、方便，尤其有利于吸引35岁以下的青年读者。

　　技术到底在出版融合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个问题困扰了行业很多年。早期，出版业对技术的态度往往是“拿来就用”——电子书火了就做电子书，有声书火了就做有声书，短视频火了就做短视频。这种“追风口”式的做法，导致很多产品缺乏持续性，用户也不买账。赵东岩提出的“智能出版”概念，给出了一个更根本的思考方向：技术不仅仅是内容的“包装”，它本身可以成为一种新的出版形态。但赵东岩坦言，智能出版目前仍面临几个核心挑战：大模型的“幻觉”问题、版权风险，以及生成内容的质量问题等。更加现实的解决方案是：让大模型严格基于出版机构的授权内容提供服务，同时提供信息源，实现内容生成的可审计和可信。

　　“用户的需求在发生变化：阅读时间更加碎片化，追求更高效率的阅读，从‘买一本书’变成‘要长期、好用、可陪伴的知识服务’。”华为阅读总经理毛魁在主题分享时表示，出版融合应围绕三个层面展开：一是提供全场景、多终端的便捷阅读服务；二是用AI技术提升阅读效率；三是通过线上线下结合让阅读更有趣。他重点展示了华为的“AI眼动翻页”功能——通过芯片级AI精准锁定眼球焦点，用户无需手动翻页，使用该功能的用户阅读率是普通用户的2倍以上。此外，华为还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合作推出动态漫画技术，让静态画面“动起来”，为数字阅读注入活力。

　　互联网时代内容与传播已经分离，传统内容的传播效率发生了巨大变化。以《三联生活周刊》为例，微信公众号图文的传播量是杂志的10倍，视频是杂志的100倍。《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李鸿谷在主题分享时表示，重建媒体生态的关键是建立内容、传播、渠道一体化的供应链，而现阶段的重中之重是视频。他还强调，“内容为王的根本问题不是理念，而是你能不能生产‘王’的内容。”

　　科幻作家海漄作为青年代表，分享了一个生动的实践案例。他创作的长篇科幻小说《龙之变》的简体封面由一位参与过《哪吒》动画电影的画手绘制，而繁体封面则是由AI生成的。受此启发，他和编辑又使用AI生成了一系列插图。海漄说：“融合促发展，变革创未来，这对我们而言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必须顺应的趋势。”他畅想，未来或许可以让读者在VR设备中阅读作品、参与互动甚至主导故事。但他同时强调，出版业的未来不应只由算法与程序来定义，“融合出版不是让文学变成代码，而是让文学的感染力拥有更多、更广的触角。出版不再是一个定格的结果，而是播下了一颗不断成长的种子。”

　　长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经理谈骁则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技术如何改变传播。他在2018年策划了一本素人作者的诗集《鲸鱼安慰了大海》，四年只卖了4000册。2022年的某一天，他在小红书上分享了这本书，一周时间获得60多万次阅读、5万点赞；内容发布后的第二天，该书就在全渠道断货，此后半年内加印8次、卖出4万册。谈骁说：“编辑是最适合做读书博主的人。因为编辑是一本书的信息源，从作者写第一个字到审稿、排版、校对、设计，每一个环节都在增加信息差。编辑做新媒体达人，就是把信息差传递出去。”他把自己的经验归结为三个字：可视化——把看不见、看不懂、说不清楚的东西变成视觉信息。他做的“Top10系列”和“分级阅读系列”视频，播放量超过3000万，带动图书销售四五万册。他主持的长江文艺出版社新媒体矩阵，半年涨粉超过20万。一条讲编辑怎么改错别字的视频，播放量接近2000万。可见，技术赋能的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有多酷，而在于它能否解决真实的问题——让好书找到对的读者。

　　2024年9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王泳波（时任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参加了出版界人才赴欧洲考察团的活动，走访了多家欧洲头部学术出版商。他发现，欧洲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已经超越了“内容数字化”的阶段，进入了以业务模式重构为核心的“第二次数字化转型”。以励讯出版集团为例，其数字化服务收入占比已经超过91%。这些机构的战略定位已从“内容提供商”演变为“解决方案集成服务商”，致力于提供“研究即服务”。它们的核心竞争力不再是单一的出版物，而是以海量高质量、结构化的独家内容数据库为基础，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的、深度嵌入科研工作流的分析工具与平台。

　　王泳波在主题分享中特别提到了爱思唯尔的案例。爱思唯尔基于海量专业内容打造了ScienceDirect平台，承载超过2300万篇经过同行评审的文献。他们还开发了ScopusAI和ScienceDirectAI等产品，其价值不再是让用户更快地找到一篇论文，而是通过对海量文献的深度分析与综合，为复杂的科研问题直接生成凝练的摘要、揭示研究趋势，甚至对比不同实验的方法与结果。爱思唯尔全球高级副总裁Rose女士的一句话让王泳波印象深刻：“AI不是建在沙子上的大厦。”王泳波总结说，无论是“内容核心派”还是“技术驱动派”，高质量、可信赖的专业内容都是绝对核心资产。技术的终极目标是延伸专业优势、拓展专业价值。

　　欧洲同行的实践给中国出版业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内容资产必须“数据化”才能释放价值。仅仅拥有优质内容是不够的，必须把这些内容转化为结构化、可计算、可关联的数据资源。国内很多出版社手里握着大量内容版权，但这些内容散落在不同的文件格式、不同的出版年份、不同的编辑规范中，无法形成系统性的知识服务能力。这是当前出版融合中一个被忽视的隐性短板。

　　青年代表、南开大学研究员吴一可从学术角度呼应了这一观点。他提出，在AI时代，推进“可信内容建设”至关重要。可信内容至少包含四个方面：内容质量是否准确完整、来源是否可追溯、知识是否可用、价值判断是否负责任。他以“谷雨”节气为例，对比了AI的两种回答：一种只是罗列现象，没有信息依据，知识结构松散；另一种则提供了清晰的知识支撑，告诉用户可以从节气历法、农事活动、民俗表达等线索来理解，并给出进一步阅读的路径。吴一可说：“人工智能可以让答案更快出现，但要让答案真正可信、可用，还需要可靠的内容基础和专业的组织方式作为支撑。”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出版融合需要提供更加可信、可用的内容基础。

　　在专题对谈环节，《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李拴科说，他不喜欢谈“转型”这个词，因为转型意味着放弃。他反复强调：互联网和AI是出版人最强大的朋友，AI做的是对已有知识的归纳演绎，而真正的新发现、新认知还要靠内容生产者完成。他认为，在真假难辨的信息时代，“真实最值钱”。他坚信阅读不会终止，出版不会消亡，出版人应该用好技术平台，而不是另起炉灶。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炜在主题分享中表示，面对超越行业认知的产业重构，出版机构需要聚焦融合发展加大投入。中信出版集团在“十四五”期间累计投入约2.5亿元用于数智化建设，“十五五”时期的相关投入预计将进一步提升到4亿元，构建数智化知识服务生态，实现从“内容提供”到“解决方案”的战略转型。在人才投入上，数字化人才的占比目标从5.2%提升到9.1%。

　　陈炜在演讲的最后表示：“我们今天所探讨的加大投入，本质上是对行业未来的投资，也是对读者长远需求的回应。”

　　机械工业出版社总编辑陈海娟在专题对谈中分享了专业出版社的探索。机械工业出版社从单一的纸质书向多种形态的立体化知识服务集成转型，打造了“天工讲堂”“数字化手册平台”“机工新阅读”等平台。但她也坦言，转型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数据治理——各家出版社都有大量的知识积累，但分类不统一、标准不一致、数据庞杂，需要大量投入。此外，技术与人才的错配、版权溯源等问题也亟待解决。

　　江西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周建森则提出，传统出版企业最大的问题是“路径依赖”——各级管理层对数字化不够敏锐，需要给予战略耐心。但江西出版集团也在尝试突破，旗下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出版的《大中华寻宝记》累计销售1亿册，形成了强大的IP效应；江西出版集团还打通了内容、基金、投资和影视产业链，从影视作品爆火到图书出版，或者反向从剧本孵化到影视转化，形成了商业闭环。

　　国内出版业数字营收占比与国际水平差距较大。如此前王泳波社长所言，国际通用出版机构数字收入占90%以上。但同方知网数据要素与数字出版中心总经理谢磊表示，“我们还有很大成长空间”，应该用可信AI赋能出版业——内容要可溯源，编辑要把关；通过AI赋能的流程再造倒逼机构改革，打造以数字驱动的“中央厨房”，才能促进数字营收增长。

　　中文在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童之磊在主题演讲中提出，在人工智能时代，出版的边界应该被重新定义。过去我们认为出版就是纸质图书，但未来，只要是内容产品，都应该放在更广义的出版框架下理解。今天的出版融合新业态，就是从简单的“出版物”走向“内容生态”。他提到文化出海的“新三样”——网文、网剧、网游。三者的出圈，本质上是出版内容不断走深、出版边界不断外扩的结果。

　　在论坛对谈环节，红果短剧副总编辑魏钦涛从平台视角提供了一组数据：2025年红果平台上线万多部真人微短剧中，文学作品、文学IP改编占了近50%。短剧能够快速高效地打通出人生就是博官方平台版业和影视行业的链路，大大降低了开发成本。

　　20多年来，阅文集团有数千万部小说，但IP开发率不足千分之一。进入AI时代，这个门槛被大大降低。“以前说理科生很强，现在到了文科生很强的时代——不一定懂编程，只要掌握工具流能力，就能无限延伸出版的空间。”他预测，未来除了微短剧、漫剧，还会有很多新的内容形态，比如通过小程序把书的内容做成可交互、可沉浸式体验的产品。

　　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志强表示，出版业要顺应读者需求，认清商业模式，理清业务、收入、发展模式，行业才能顺畅发展。他认为，一个行业如果能解决刚需问题，就会永久存在，出版业正是这样一个刚需行业。“新生态怎么建，关键还是人的问题。出版行业的发展，以及出版融合发展，最终还得要依靠人来完成。”

　　2025年，工程遴选确定了40个重点项目，覆盖全国十余个省份，汇聚了出版集团、专业出版社及各地中小出版机构。超过半数的入选项目依托数智技术与一体化平台体系，完成了传统出版业态的系统性革新。她列举了“青蓝云数字教材平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文献数据库”“大运河文化数字传播工程”“腾云期刊智能融合出版平台”等项目案例。

　　出版已突破图书、期刊等单一载体，转而成为以内容价值为根基、纸数融合、集多种媒介于一体的数字文化活动范式；出版业态正从单一出版供给向多元应用的模态拓展；智能出版的流程正从工具应用转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赋能的全链路流程再造；阅读服务正经历从终端互动到流程嵌入阅读服务的功能边界与嵌入逻辑的深层转换。

　　“点状突破”走向“系统重构”。早期的融合项目往往是孤立的——做一个App、建一个数据库，项目结束了，成果也就搁置了。而现在，越来越多的项目开始关注可持续性——平台是否能持续运营？数据是否能持续更新？用户是否能持续增长？这种转变说明，行业对融合的理解正在深化。

　　下午的第二场对谈聚焦“优化内部机制 激发出版融合发展内生动力”。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副总经理黄步高回顾了湖南出版15年来的数字化探索：从创立天闻数媒到创办贝壳网、家校共育网，从数字阅读基地到潇湘晨报的融媒体转型。他坦言，出版行业不会消失，但“如果我们不能跟上技术发展的脉搏，这个行业有可能不是现在这些人做”。他提出要实施“敏捷行动策略”，改造“慢文化”，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加大研发投入。

　　新华文轩出版研究院院长杨淼则指出，制约融合发展的机制问题表面看是资源、考核、协同问题，深层次是传统出版发行的运行规律与新业务快速迭代的不适配。她建议通过产业链再造、敏捷管理、人才流动等方式破解难题。

　　《中国激光》杂志社自2004年开始数字化探索，建立了中国光学期刊网，如今该网站每天用户访问量达40万人次，在全球光电行业排名第一。《中国激光》杂志社社长杨蕾介绍，期刊融合出版的破局之道在于走集群化道路，以学科为基础扎深根，她表示：“多年来，国内的光学期刊非常‘卷’，高水平期刊相对较多。这可能得益于我们很早就走集群化的道路并且较早使用了数字化工具。”她还呼吁国内的优秀期刊要搭建自己的高水平平台，避免长期“借船出海”。

　　据北京印刷学院副院长陈丹观察，出版的边界正在消失，出版人提供的不再是单一形态的出版物，而是一个流动的、可随时重塑的内容流。当前出版人才培养面临“适应性危机”——传统编印发人员过剩，融合型岗位高薪难聘；高校培养的人才实践能力和复合能力偏弱。她呼吁：“需要构建教育有温度、产业有深度、政策有力度的政产学研协同生态”。共识与方向：论坛之外的回响

　　华闻传媒产业创新研究院院长冯玉明在主持第一场专题对谈时说，创新往往发生在松弛的状态下，行业不应再纠结融合发展是必答题还是选择题，而应该关心如何高质量地答好这道题。

　　“卖产品”，而要转型提供服务；融合发展不是某几个部门的事，而是整个组织的系统性变革。这些共识已经从口号逐渐变成行业的行动指南。论坛上嘉宾分享的案例和经验都来自各个出版机构真金白银的实践。

　　陈海娟表示，她观察到，过去一年出版融合更加“深耕实业、贴近产业”，科技专业出版的数字化进程加快，融合发展从形式创新转向价值深挖，聚焦垂直领域多元化知识服务、产教融合出版成为亮点，产业赋能的属性和作用进一步彰显。论坛搭建了优质行业交流平台，凝聚发展共识，互通融合思路，有助于助力专业出版机构找准转型方向，赋能出版企业高质量发展。

　　刘蓉慧表示，过去一年，她感受到融合出版发展更稳健、更系统了，呈现出几个重要变化：一是理念认知从被动融合转向主动求变，从销售产品转向知识服务；二是出版实践从产品和项目层面走向业态分化、产业链重塑和体制机制等系统化创新；三是更加科学合理地运用科技支撑融合发展，坚信用好技术创新可以实现优质内容的价值最大化；四是愈发重视融合出版人才培养，不断加强出版人才队伍建设。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这场论坛，正是行业凝聚共识、明确方向、积蓄力量的重要一步。一审：赵 冰